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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危险驾驶罪的“基层尴尬”
——以醉酒驾驶为视角

时间: 2013-11-27 来源:秒速飞艇_秒速飞艇下载【送礼金】 访问量:

  危险驾驶罪自201151入罪以来已实行两年,人们对此的关注度逐渐降低,社会上没有再出现类似孙伟铭醉酒驾车案、黎景全醉酒驾车案、胡斌飚车案件等引起极大社会影响的醉酒驾车、飙车案件。伴随着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酒后驾车处罚力度的加大、被网友称为“史上最严交规”的出台,以及 “禁酒令”等多项配套措施的出台,酒后驾车风气明显改善,人们对于道路安全的信心明显提升。然而,在为此欢欣鼓舞的同时,秒速飞艇也应该看到危险驾驶罪在实施中所遇到的问题。由于危险驾驶罪在基层主要以醉驾型为主要甚至唯一表现形式,笔者以醉驾型危险驾驶罪为视角,通过发放调查问卷、走访以及收集本院案件等方式,分析总结危险驾驶罪在基层实施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具体如下:  

  一、 危险驾驶罪在基层实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惩处的力度、广度不够的问题 

  笔者所在基层检察院在危险驾驶入罪以来,共接受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危险驾驶案件11件, 其中有7件被判拘役并缓期执行,据笔者了解临县检察院危险驾驶罪立案也只有十几件左右,且判处拘役并缓期执行的居多。这并不能表明基层交通状况良好,违法率低,而恰恰反映出基层司法机关对于新增罪名的“保守”和“观望”的态度,加上人情社会跑跑关系,说说情,导致立案率、实刑判决率都偏低,对危险驾驶行为的惩处欠缺力度和广度。 

  (二)量刑标准问题 

  虽说区别对待正是一种考虑情节的量刑上的公平,但区别对待也应该有明确或者可以推断出的标准,而对于危险驾驶罪的量刑却欠缺这种标准,导致量刑上的肆意,造成司法上的不公。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被告人在审判阶段,可能面临免予刑事责任、拘役的结果,拘役可能是一个月,也可能是六个月,也可能是缓期执行等,不同地域对类似情节的危险驾驶案件处罚也大相径庭,比如同是未造成任何损害的危险驾驶案件,有的法官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有的则判处一个月并处罚金。甚至同一地域因为各种原因处罚也不同,比如在入罪之初处罚较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这类案件关注度的降低导致处罚较轻等;二是根据司法政策,危险驾驶罪必须起诉,不能作不诉处理,这在实践中产生另外一种不公平。比如,交通肇事造成一人死亡的案子,经过调解后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的情况下,可以作不起诉处理,而危险驾驶罪没有造成任何损害结果的情况下仍然要起诉,这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刑法本身也是一种“恶”,作为惩罚犯罪的手段,对犯罪分子的人身权利产生重大影响,量刑上的肆意使得犯罪分子的人身权利处于不确定状态,有侵犯人权之嫌,也影响了刑罚的确定性和权威性。 

  (三)强制措施问题 

  各地司法机关对涉嫌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标准并不相同。有的地方采取了逮捕的强制措施 ,但大多数采取的是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危险驾驶罪应处的刑罚比较轻,加上大部分危险驾驶行为没有造成损害后果,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良好,采取逮捕措施显得没有必要。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主要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但对外地户籍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缺乏有效的配套措施和强制力,无法保证犯罪嫌疑人及时到案,特别是外地户籍的犯罪嫌疑人,以罗田县检察院所办理危险驾驶罪为例,存在大部分犯罪嫌疑人都是外地户籍现象,导致一些危险驾驶案件只能中止审查,对司法效率造成了严重影响。 

  (三)社会效果有待提高 

  根据调查问卷,虽然61%人们认为危险驾驶罪对于威慑酒后驾车行为产生积极作用,公共交通秩序也有所改善,但仍然有33%认为危险驾驶罪社会效果不显著,司机仍然存在酒后驾车行为,并抱有侥幸心理。 

  二、原因分析 

  (一)县域经济局限 

  1、交通条件限制,司法成本问题。以罗田县为例,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发展,城镇公路和乡村公路路况好转,道路四通八达,但除城镇公路安装有少许摄像头之外,乡村公路基本上没有,限制了公安机关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发现、取证、以及证据的保留,成为危险驾驶罪的瓶颈。再者,警力不足情况在县域表现得很明显,由于危险驾驶罪本身要求的定期和不定期设点设岗抽查、证据的采集和保留等问题,特别是要求办案民警对于危险驾驶案件的全程负责,另外《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要求适用简易程序案件检察院也要开庭支持公诉,导致司法成本的大幅上升和司法资源配置的紧张,由此而产生的司法机关“消极应对”的问题,使得危险驾驶罪陷入尴尬的境地。 

  2、地域封闭,关系盘根错节。县城地域封闭,人口流动性小,居民固定,导致关系盘根错节。但凡上了些年纪的人,对于所居住的城镇、乡村人口、关系了如指掌,遇到什么事情找关系、托人情已经成为思维惯性。这种人情关系网和思维惯性,对于未造成任何损害后果的危险驾驶行为在立案、审查起诉、审判阶段都产生着各种影响和压力。 

  (二)法律本身存在缺陷 

  1、立法的缺陷。首先是立法起因的功利主义。正如孙志刚案件致使废除《收容遣送办法》一样,往往以血的教训才会获得关注。并不是说某一案件或者某一个人的死能起多大的作用,只是这些案件是某些社会问题长期存在的必然反应,是导火索,是那“最后一根稻草”。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直接导火线是孙伟铭醉酒驾车案件、黎景全醉酒驾车案件、张明宝醉酒驾车案件和胡斌飚车案件。这些案件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在仇官、仇富的社会情绪下,在媒体的大肆宣传之下,在专家学者的热心迎合之下,危险驾驶行为的入罪被提上了日程。由少数“文化精英”控制的大众媒体对大众的心理倾向既可以朝重刑主义的角度予以诱导,也可以朝相反的方向诱导,只不过媒体更倾向于前者,以制造新闻效应。笔者不否认这些事件的恶劣性质,不反对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只是认为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应该有统一的主线和合理的逻辑结构,应急式的立法会打破原有的规律,造成法律之间的冲突。也会因为配套制度的不完善而使得应急的法律在应急之后被束之高阁而丧失立法的意义。固然在风险社会刑法对危险驾驶这样的风险行为的规制提前介入是有必要性的,但是如何介入,何时介入都要作一番思量。  

  其次是立法本身的不完善。《刑法修正案(八)》中规定: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这一规定没有明确涉嫌危险驾驶罪的具体情节,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是否一律构成刑事犯罪、或者何种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缺乏统一认识,造成执法标准的不统一。同时,如笔者上文所述,危险驾驶罪的量刑无统一标准、强制措施执行困难、危险驾驶行为规制单一等问题,都在司法实践中造成种种困扰。 

  2、执法缺陷。在醉酒驾驶、飚车只属于交通违规行为时,交通警察无论是偶尔抽查还是进行集中严查,其处理的程序相对比较简单,交通警察处理一起酒后驾驶、飚车案一般来说可以当场做出决定。而一旦上升为刑事案件,那么不仅对证据的收集、保留、证明程度要求更为严格,而且处理这些刑事案件的交通警察还得参与到后续的案件的起诉、审判过程,一起刑事案件少则一个月,多则一年半载。对于交通警察而言,原本可以高效率解决的案件,现在得耗时很久,承担的责任也更大,面临的风险也更大。那么不难做个合理推测,交通警察在查处到类似涉嫌危险驾驶行为时,可能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情绪,对危险驾驶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选择性执法问题。 

  3、司法缺陷。除了因为立法问题导致的量刑标准不一的困境和因为执法问题而导致的犯罪黑数,司法还受到了关系社会的严重阻碍,这一现象在基层的危险驾驶案件的处理上表现得更加明显。这种没有造成损失的轻微案件,办案时所面临的人情压力很大,这就使得危险驾驶的案子无论是立案还是审查起诉、判决阶段,都“不受待见”,影响了危险驾驶罪的正常实施。 

  (三)宣传力度不够 

  调查问卷显示,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获知渠道: 93%通过电视、网络、报纸获知,4%通过身边亲友告知,2%通过单位培训学习获知,因周围有人被判刑而获知的不足1%,甚至还有少数几人通过问卷才知道;关于“酒驾入刑”的入罪标准,47%认为达到喝醉程度,24%认为2两以上白酒,17%认为1两以上白酒或者两瓶啤酒,其余表示不清楚;关于危险驾驶罪的惩处,了解全部的只占13%,了解部分的占72%,不了解的占15%。从以上数据秒速飞艇可以看出,首先电视媒体的宣传占主导地位,真正通过刑罚而产生的威慑力远远不够。正如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指出: “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只看电视宣传,而身边没有实例,有“光打雷不下雨”之嫌;其次,对入罪的标准和惩罚后果的认知上看,基本上可以说所有接受问卷的人都持乐观估计,因此在办案过程中很多人喊冤,认为自身“喝得少”不构成犯罪,对法律不理解、不接受,存在抵触心理,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宣传不到位引发的后果。 

  三、解决对策 

  (一)充分发挥行政规范的作用,做好各制度的有效衔接。 

  危险驾驶治理应当体现层次性,并做好管制手段的衔接,这要求首先要充分发挥行政规制的作用,严格落实修改后《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和《机动车登记规定》,这是达到设立危险驾驶罪的目的和预期效果的基础条件;其次要求对于危险驾驶行为的严查工作应当制度化、日常化,不能完全依靠抽查执法。比如交警在执法过程中,可以将固定设卡检查与流动设卡检查相结合。设卡需要注意设卡时间和地点的选择。设卡地点可以选择在饭店、酒吧等容易出现酒后驾车的地点周围,并且最好与饭店、酒吧等中心区域距离较近,酒后驾车者还未开远就被交警及时纠正,因为查处酒后驾车的目的是为了制止这种危险行为,保障公共交通安全;再次可以增加与醉酒驾驶行为者有关的其他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在此,可以借鉴日本《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车辆提供罪”、“酒水提供罪”、以及“同乘罪”等方法,对向酒后驾车的司机提供车辆、酒水的人及车上的乘客惩以行政责任。笔者认为,在秒速飞艇中国这个人情社会,这种方法应该会收到好的效果,根据调查问卷,54%的人认为很多酒驾人员就是因为“讲义气”、“讲感情”而知法犯法,37%的人是抱着侥幸的心理而酒后驾驶将自己陷入违法犯罪的境地,一旦提供酒水、车辆及乘坐者要承担责任,这种“害人害己”的做法相信更多人会选择“趋利避害”。 

  (二)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规范、统一对危险驾驶罪的定罪和量刑的处罚标准,以确保刑罚的准确适用。 

  如笔者上文所述,危险驾驶罪在量刑标准、适用等问题上都存在困境。笔者建议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或者案例指导,具体细化哪些可以适用相对不起诉、缓刑或者免刑,以便司法实践操作。比如如果行为人是初犯,又没有逃避、抗拒民警检查的行为,能够如实供述犯罪行为,认罪态度好,没有造成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等后果,宣告缓刑不会给所居住社区带来重大不良影响的,应该根据《刑法》第72 条第1 款的规定,对行为人宣告缓刑。在确定拘役的期限时,可以血液里的酒精含量为基准,同时考虑案件的各种具体情节。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是: 当血液里的酒精含量等于或者大于80mg /100ml、小于100mg /100ml 时,以一个月的拘役为基准刑;当血液里的酒精含量等于或者大于100mg /100ml、小于200mg /100ml 时,以二个月的拘役为基准刑;当血液里的酒精含量等于或者大于200mg /100ml 时,以三个月的拘役为基准刑;然后,根据行为人是否抗拒、阻碍、逃避民警依法查处,是否具有醉酒驾驶的前科,是否如实供述犯罪行为及其认罪态度,是否给公共安全造成了具体危险( 特别是是否造成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等后果) ,是否在人群密集地区实施醉酒驾驶行为,是否驾驶营运车辆等具体情节,在基准刑以上确定更长的拘役期限。 

  (三)加强宣传教育,注重预防 

  调查问卷中被问及危险驾驶罪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时,79%的人认为宣传力度不够,9%的人认为人们的自律意识不够。因此,只有通过不断的重复宣传,特别是要人们明确危险驾驶所面临的处罚及产生的负面效果,比如公职人员开除公职,永久禁驾,犯罪记录伴随终生等。让负面效果更鲜明的摆在眼前,才能真正在人们心里形成威慑力,然后反应到改变行为模式上面,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从而形成全社会的行为习惯,那么,酒驾伴随的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 

  就醉驾型危险驾驶罪而言,如果说宣传是一般预防,那么对于呼吸检测结果显示处于酒后状态而没有达到醉酒状态者的教育和处罚是特殊预防,他们是重点要进行预防和教育的对象。因为这些人在饮酒状态下驾车,说明他们对酒后驾车的危险性认识不足,而且这种行为也足以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特别是对于酒后驾车但是没有达到醉酒驾车标准的司机而言,警察在询问、检测和查处过程中适当的宣传教育是极其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是潜在的犯罪者。这种有针对性的预防,应该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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